在萨特逝世20周年之际，法国陆续出版了多本关于他的作品。其中最具分量的无疑是《萨特的世纪》（贝尔纳－亨利·莱维著，格拉塞出版社）。这部鸿篇巨制包括传记与论文两大部分，均致力于“呈现并判断萨特复杂、矛盾、混乱的人生历险。”这个世纪伟人“主宰着那个时代的思想交锋”，“尝试了几乎所有的文类”，“乃是自己时代的缩影”。在作者的眼里萨特正受到不公正的忽视。为了维护萨特作为小说家的声誉，他指出《自由之路》是“20世纪文学中最富创造力的作品。”
人们常说，随着20年前（1980年4月15日）萨特的去世，一个时代结束了。事实也是如此：他身后没有出现任何人能取代他的地位，而且在精神领域，也未见任何权威可以与他比肩。
本世纪真像莱维的《萨特的世纪》书名所示的那样是萨特的世纪吗？
如果战前的萨特（已出版《恶心》）并不算默默无闻，那么真正的萨特的时代是从战后开始的。他出生于1905年，胜利那年恰好40岁，《存在与虚无》（1943）刚脱稿，而戏剧《密室》（1944）大获成功，那年还开始出版《自由之路》（1945－1949）。几个月之内，哲学家萨特就风靡法国知识界的前沿地带。西蒙·波伏娃写道：“1945年秋天，人人都在谈论存在主义。”同时，萨特的讲演掀起了阵阵风暴。《现代》主笔成了公众人物，媒体追踪报道：一边是严厉的抨击，一边是名声鹊起。如果存在主义的创建不能完全归在萨特的名下，那么他对存在主义的红极一时无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以公开生活的名义否认私人生活与公众生活的区别，而且他无疑比任何人都重视生活方式与哲学思想的统一。他的哲学是行动的哲学，不仅用哲学来对必然之爱与偶然之爱进行影响深远的区分，并且将其理论化。人们把这一切都归功于萨特、波伏娃，甚至认为他们改变了整个道德风尚。再说，在战后的最初几年里，萨特表现出来的悲观主义与反传统主义恰好与当时一部分青年的思潮相吻合。这也部分说明了其成功的缘由。
战后几年也是萨特创作多产时期。哲学、戏剧、小说、论文、新闻报道，电影剧本及歌曲——几乎没有什么文类他不曾涉足。这些年也同时是他愈益介入政治的年份。
经历了战前淡漠于政治以及战时“失约的年代”（如抵抗运动，尽管他有参加的愿望，但未积极参与）后，萨特似乎要夺回逝去的光阴。他参与了反殖民主义运动，谴责在阿尔及利亚的暴政，同时还为东方政权辩护。他的那股天真劲儿使人们相信：邪恶的信仰与禁欲主义与他永不沾边。
自1968年结构主义勃兴于批评以来，萨特的哲学便每况愈下。其实萨特的存在主义首先是理念的哲学。在这一点上它属于渊源于笛卡儿的法国哲学传统。但与笛卡尔的理念不同的是，萨特的理念是一种运动，通过此运动，“我”被抛向了事物。存在即脱离自身。理念在向世界开放的同时在世界中消失。安东尼·罗根亭在《恶心》中说：存在即被抛弃，“就是被摞在那儿的存在”。然而，若我的存在是无根据（理由、动机）的，其意义便来自我本人，我的行为及我的选择：“我被强迫处于自由状态。”即迫使我在没有外部安全的情况下进行选择，以及由于这种对自由的发现而产生焦虑。但这种自由不是脱离自身的，它是永远的“在场”。即使我没有选择这个场景，日后我总是要对我提供的意义负责。自由是意义的惟一捐赠人，它是价值的惟一源泉。就是这种钻石般晶莹透亮的直觉赋予了一位哲学家作品与生活的统一。这位哲学家比任何其他人都更能体现其时代精神，他这样自我描述：“我只有在自由之中才感到心安理得，……我是一个真正的虚无，沉醉于自尊、自傲与坦荡胸襟之中……这就是我想要获得的世界。”
在萨特逝世20周年之际以出版的方式向他表述敬意的还有米歇尔－安东尼·比尔尼埃的《向萨特告别》（布龙出版社），奥立维·伟克的《萨特的三次奇异历险记》（加里玛出版社）及小菲利浦的《萨特的事业》（法国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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